纳博科夫 | 谈话片断，一九四五
纳博科夫
我碰巧有一位名声不佳的同名者，此人从姓氏到小名与我的完全相同，虽然我从来没有见过他那副皮囊，但我能从他对我自成一统的生活所带来的一系列纷扰中推断出他那粗鄙的人格。这场纷扰开始于布拉格，二十年代中期我正好住在那里。一天我收到了一封来自一个小图书馆的信。这图书馆一看就知道是属于某个白军组织的，而且这个组织与我一样是从俄国流亡出来的。这封充满着激愤口气的信勒令我立即归还一本名为《一位锡安智者的草约》的书。在已经过去的那个年代里，这本书曾为沙皇所激赏，其实那是由秘密警察雇佣的一个对文字半通不通的骗子编造出来的一本伪造记录。它的惟一目的就是煽动对少数民族的集体屠杀。这个自称为“西涅波佐夫”（一个姓氏，字面意思是“蓝色的肚子”，这个姓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俄国人的某种想像，就像“温特波图姆”这个姓氏影响了英国人的某种想像一样）的写信人一口咬定说，我把他特别称之为“颇受欢迎而且很有价值的书”留在手头已一年有余。在信中他还提到以前曾写信到贝尔格莱德、柏林和布鲁塞尔，要求我归还这本书。显然那位与我同名的人过去一直在这些城市里颠沛和漂泊。
我想像那个与我同名的家伙年纪不算大，并且是一个地道的白俄移民，属于那种自动站在俄国革命对立面的人，革命的来临将他所受的正规教育打断，他按照传统的方式又成功地补回了他失去的时光。他显然是一个不错的旅行家，其实我也是——这是我们之间惟一的共同点。有一次在斯特拉斯堡，有一位俄国女人问我，有个人与她的侄女结了婚，这人是不是我的兄弟。有一年春天在尼斯，有一个戴着一副长耳环，面无表情的姑娘来到我住的旅馆要求见我，但当她看了我一眼之后就表示抱歉，转身就走了。在巴黎，有一次我收到一封语无伦次的电报：“不要来阿尔封斯已经回来好好想想小心一点我喜欢你忧虑的样子。”我承认，想到我的那位轻浮的同名者一边手拿着鲜花去接阿尔封斯和他的妻子，一边对他们大发脾气的情景，我心里就产生了一种阴暗的满足感。几年以后，我正在苏黎士作演说时被当场逮捕了，理由是我在一个饭馆里砸碎了三面镜子——那恰好是一幅反映出我的这位同名者的三副嘴脸的三叠画：醉（第一面镜子）、酣醉（第二面镜子）、狂醉（第三面镜子）。最后，在一九三八年，一位法国领事拒绝在我的那张破旧的海绿色的旅游护照上盖戳，据他说，这是因为我曾经有一次未经允许就擅自进入了这个国家。在那份终于收罗齐全的臃肿的卷宗里，我把我的同名人的那张脸扫了一眼。他有一腮剪得很短的胡子，海军发式，一个十足的鄙俗之徒。
时隔不久，当我飘洋过海到了美国，定居在波士顿时，我确信我摆脱了我的那个荒唐的影子。然后——简单地说就是在上个月；我接到一个电话。
一个女人用一副生硬而又闪烁的嗓音对我说，她是西比尔•霍尔太太，夏普太太的好友，夏普太太写信建议她与我联系。我并不认识这么一位夏普太太，而且一直在想，我的夏普太太和我自己可能都不是真正的夏普太太和我自己。金嗓子的霍尔太太说星期五晚上在她的公寓里有一个小小的聚会，她想我是会去的，因为她从别人处听说过我的情况，她确信我会对这次讨论会非常感兴趣。虽然对诸如此类的讨论会我是极其厌恶的，但我又想，我要是不去的话，而且如果这位夏普太太就是我所认识的那位夏普太太的话，那我就会让她失望。我所认识的夏普太太是一位长相漂亮，常常穿着栗色的裤子，留着短发的老太太，我是在科特角认识她的，当时她与一位比她年轻的女人合住一个小屋子。这两位太太都是不依附于任何组织的平平常常的左派艺术家，而且完全是平易而和善的。
由于一场与我现在要说的话题完全无关的偶然事件，我到达霍尔太太所住的公寓的时间比预定的时间晚了许多。一位样子老派，看上去竟然像理查德·瓦格纳的电梯侍者神情阴沉地接待了我。霍尔太太的女仆长着一张没有一丝笑意的脸，长长的手臂搭垂在身体的两侧，当我在客厅里脱下外套和胶皮套靴时，她在一旁站立着。客厅里主要的装饰品是一种中国制造的瓶式雕刻，可能是很值钱的古董花瓶的里面刻着一种颜色很病态的瘦长的怪兽一类的东西——每当看到这样的花瓶我都感到憎恶和不快。
我穿过了一个摆设造作的小房间，里头充斥着广告作者们常说的象征“舒适的生活”的东西，被带入一理论上这么说，其实女仆已经走开了一一个巨大的、优雅的布尔乔亚式的沙龙。我渐渐明白了，这正是那种地方，一个人可以指望在这里被引见给某些在克里姆林宫里享用鱼子酱的老傻瓜或某些呆笨的苏俄人。同时我也明白了，我所熟识的夏普太太出于某种理由，每当我攻击苏共的路线，对共产主义者及其导师的言论表示轻蔑时，她总是表示愤怒，这个可怜的人认定这样一种经验对于我的这种渎神的心灵会产生有益的影响。
女主人从十多个人当中站立起来。原来她是一个四肢细长、胸部扁平的妇人，向外突出的牙齿上还沾着口红。她迅速地把我介绍给这里的主讲人和她的其他客人。这场因为我的到来而被打断的讨论很快又继续进行。主讲人正在回答客人们的问题。他是一个外貌虚弱的人，长着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和一个光洁的额头，他的肩头被灯光照得亮亮的，以至于你能清楚地看见他晚餐夹克的领子上的头皮屑，你会为他那双握得紧紧的手是如此之白而感到惊奇，我还发现他的一只手看上去是令人难以置信地柔软和潮湿。这家伙属于这样一种类型:当他刮完脸一两个小时，廉价的爽身粉脱落下来的时候，他那缺乏力感的下颌，凹陷的双颊，让人感到不舒服的喉结就会展露出一个由蓝灰色的细点所覆盖的粉色斑疹的复杂体系。
他戴着一个有顶饰的戒指，出于某种奇特的理由，我想起了我在纽约碰到的一个皮肤黝黑的俄国姑娘，她生怕别人认出她是一个犹太女人，所以常常把一个十字架戴在喉部，虽然她像缺少心眼一样地缺少宗教感。这位演说者的英语讲得很流利，令人心服，然而他的“德国”的发音中生硬的“djair”以及当他发形容词“wonderful”的第一个音节的时候，听起来像是“wan”，这就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日耳曼血统。他是，或已经是，或将要在中西部的某个地方成为一个德语教授或音乐教授，或两者兼是。然而我没有记住他的名字，所以我在下文中称他为休博士。
“当然他是疯了！”休博士在回答在座的一位太太的提问时这样高声叫道。“请注意，只有疯子才可能像他那样把这场战争搞成一团糟。我当然像你一样希望，用不了多久，假如人们发现他还活在世上，他将被安全地拘禁在一个中立国的某个地方的疗养院里。他这是咎由自取。不去抢占英国，反而去攻打俄国，这就是发疯。以为与日本人并肩作战就能阻止罗斯福积极参与欧洲的战争，这就是发疯。而那种想不到别人也有可能像他一样发疯的人就是最不可救药的疯子。”
“人们会情不自禁地认为，”一个肥胖、矮小（我想可能是名叫马尔伯里夫人）的太太说，“如果我们把所有那些送给英国人和俄国人的飞机和坦克用于消灭日本人，我们那些成千上万在太平洋战争中丧生的孩子就不会死去了。”
“非常正确，”休博士说，“并且这也是阿道夫·希特勒的过错。由于发了疯，他就没法对那些不负责任的政客们提出的方案细加考虑。由于发了疯，他就相信其他国家的政府也会按照怜悯和同情的原则来行事。”
“我常常想到普罗米修斯，”霍尔太太说，“普罗米修斯，他盗了火，却被发怒的诸神把眼睛弄瞎了。”
一位身着浅蓝色上衣，坐在一个角落里做编织活的老太太请休博士解释一下为什么德国人不起而反抗希特勒。
休博士将眼皮垂下片刻。“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可怕的，”他郑重其事地说，“你们知道，我自己就是德国人，具有纯粹的巴伐利亚血统，虽然我现在是一个忠诚的美国公民。但不管怎样，我将要对我从前的同胞说几句可怕的话。德国人”——那双长着软睫毛的眼睛又闭了起来——“德国人是梦想家。”
至此，我已经完全弄明白了，这位夏普太太与我认识的夏普太太是全然不同的，就像我与我的那个同名者是全然不同的一样。现在这场我被置身其中的噩梦对于他来说很可能就好似与和他气味相投的人在一起度过一个温暖、舒适的夜晚，而且休博士在他眼里很可能会是一个最勤勉、最有才华的健谈者。胆怯、可能还加上病态的好奇心使我没有离开这个房间。而且，每当我激动起来时，我语塞的程度都会非常严重，我这方面要想对休博士说出我对他的看法的任何企图听起来都会像是在一个寒冷的夜里一辆发动不起来的摩托车在一条高低不平的乡村小路上发出的噼噼叭叭的声音。我看看四周，努力说服自己：坐在这儿的的确是人而不是傀儡戏中的木偶。
在座的女人没有一个是漂亮的；他们全都到了或过了四十五岁。看得出来，所有这些女人都是读书俱乐部、桥牌俱乐部、长舌俱乐部的成员，都是那种人数众多、充满着冷漠、并且注定要瓦解的妇女之友社的成员。所有这些女人看上去都是不能生育的，而且她们还以此为乐。或许她们当中的某些人也有孩子，但是关于她们是怎样生了这些孩子的，现在还是一个已经失传的秘密；许多人在各式各样的审美追求中，比如说，在对委员会所使用的房间进行美化的过程中，找到了可以替代创造性力量的东西。我扫了坐在我身边的那个人一眼，那是一个看上去感情丰富、而脖子上已经长着斑点的太太。我知道尽管她这会儿勉强听休博士讲着，但完全有可能她现在操心的是一点点与某种社会事件或战时的娱乐有关的装饰品，而这些社会运动或战时娱乐的真正特性是什么，我却没法确定。但我知道她是多么需要那种附加的触摸。“桌子中央的某个东西，”她在想，“我需要能使人产生渴求的东西可能是个盛装着人造水果的宏大、巨大、盛大的碗。当然，不是蜡制的，而是某种用大理石精心雕琢而成的。”
最令人遗憾的是当霍尔太太向这些人介绍我的时候，我没能把这些太太的尊姓大名铭记在心。有两位身材苗条、两者可以互换的年老未婚的女士坐在硬椅上，她们的名字都是以W打头，至于其他人，我能肯定的是其中有一个被人称作“毕辛”的小姐。这名字我听得清清楚楚，但过后却不能把它与任何一张特别的脸或脸之类的东西对上号。在这些人当中，除了休博士和我，另外只有一个是男的。原来这人还是我的俄国同胞，他名叫“马里科夫上校”或者是叫“梅尔科夫上校”；霍尔太太说到这个名字时听起来更像是“米尔沃奇”。当一些味儿浅而淡的饮料在房间里传递着的时候，他靠过来与我说话，他的声音听起来像是使足了劲硬拽出来的，似乎在他那破旧的蓝上衣下面还穿着一副马具，他声音嘶哑地用俄语轻轻告诉我说，他有幸认识我那受人爱戴的伯父，听到这话，我立即把他所说的这个人想像成长在我的同名人的家庭之树上的一个色泽红润但没有味道的大苹果。休博士又口若悬河地讲了起来，于是那位上校又调整起姿态和表情，他向我拘谨地笑了笑，就在这拘谨的一笑中，他的一颗已经破损的黄色大牙露了出来。他以一个文雅的手势允诺我过一会儿我们再好好谈谈。“德国人的悲剧，”休博士一边说一边把一张他用来擦那薄嘴唇的餐巾纸仔细折叠起来，“也是有文化教养的美国人的悲剧。在许多妇女俱乐部以及别的教育中心我都这样讲过，我到处看到这场谢天谢地现在已经结束的欧洲战争是怎样遭到那些优秀、敏感的心灵的深深憎恶。我也注意到，有文化教养的美国人是多么急切地在记忆中回复到那些比现在要快乐的日子，回复到他们出国旅行的体验中，回复到难忘的月份，甚至是回复到他们在艺术、音乐、哲学和善意幽默的国度里度过的更为难忘的时光。他们记得他们在那里的亲密朋友，记得他们受教育的整个时期，以及在一个德国贵族家庭的温暖、舒适的环境里获得的幸福感受，记得那里的一切的极度整洁，记得美好的一天将近结束时我们听到的歌声，那一个个令人神往的小城镇，以及他们在慕尼黑和德雷斯顿发现的所有充满友善与浪漫气息的世界。”
“我的德雷斯顿现在却不再是这样的，”马尔伯里太太说，“我们的炸弹已经把它以及它所代表的一切都给摧毁了。”
“应该说是英国的炸弹，”休博士和气地说道，“当然了，战争终究是战争，虽然我承认，一个人很难想像德国轰炸机会在宾夕法尼亚或弗吉尼亚专挑某些有神圣意味的历史景点来作为其攻击的目标。是的，战争是可怕的。事实上，当战争被迫降临到彼此有非常多的共同点的两个民族之间时，它几乎就只能是这个样子。它可能作为一个悖论让你感到震惊，但实际上，当你想一想那些在欧洲丧生的士兵，你就可能对你自己说，他们至少避免了遭受我们普通百姓必须在沉默中忍受的可怕的焦虑。”
“我认为这太对了，”霍尔太太一边议论，一边慢慢地点着头。“那些故事又是怎么回事呢？”一个正在做编织活的老太太间道，“报纸上一直在登的那些关于德国人是如何残暴的故事。我得假定所有这些故事差不多都是一种宣传吗？”
休博士露出了一种疲倦的笑。“我一直在等着这个问题，他以一种带着悲伤语气的声音说道，“很遗憾，宣传、夸张、伪造照片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都是现代战争的工具。如果德国人自己也编造出一套美国军队对无辜平民是如何残忍的故事的话，我也不会感到奇怪。让我们去想一想某些人编造出来的所谓德国人在一次大战中是如何残暴的胡言乱语——那些关于巴尔干妇女被诱奸之类的可怕传说吧。可好，战争刚结束，就在一九二年夏天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一个由德国的民主主义者组成的特别的委员会彻底调查了整个事件，我们都知道德国专家做起事来是怎样有一种学究气的彻底和精确的，可是他们没有发现丝毫的证据来证明德国人的行为不符合真正的战士和绅士的身份。”
“我认为这太对了，”霍尔太太一边议论，一边慢慢地点着头。“那些故事又是怎么回事呢？”一个正在做编织活的老太太间道，“报纸上一直在登的那些关于德国人是如何残暴的故事。我得假定所有这些故事差不多都是一种宣传吗？”
休博士露出了一种疲倦的笑。“我一直在等着这个问题，他以一种带着悲伤语气的声音说道，“很遗憾，宣传、夸张、伪造照片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都是现代战争的工具。如果德国人自己也编造出一套美国军队对无辜平民是如何残忍的故事的话，我也不会感到奇怪。让我们去想一想某些人编造出来的所谓德国人在一次大战中是如何残暴的胡言乱语——那些关于巴尔干妇女被诱奸之类的可怕传说吧。可好，战争刚结束，就在一九二年夏天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一个由德国的民主主义者组成的特别的委员会彻底调查了整个事件，我们都知道德国专家做起事来是怎样有一种学究气的彻底和精确的，可是他们没有发现丝毫的证据来证明德国人的行为不符合真正的战士和绅士的身份。”
那两个姓氏以W打头的小姐中的一个俏皮地说，那些被调查的外国人也得挣钱吃饭。她的话很诙谐，在座的每个人对她的俏皮、诙谐都表示赞赏。
“另一方面，”当这场小风波平息下来后，休博士接着说，“让我们把这些宣传暂且放到一边而转向未加修饰的事实吧。请允许我向你们展示一幅关于过去的小小的画面，一幅相当令人悲伤的画面，但或许也是一幅必不可少的画面。我愿意请你们想像一下德国小伙子们骄傲地进入他们已经征服下来的某个波兰或俄国小城的情景。他们一边行军一边唱歌。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父辈已经疯了；他们天真地相信他们是在给这陷落的城市带来希望、幸福和绝好的秩序。他们不可能知道由于阿道夫·希特勒随后所犯下的那些过错，所提出的那些谬见，他们的征服最终会导致敌人把这些城市变成燃烧着烈焰的战火，而这些小伙子认为他们正在给这些城市带来永久的和平。当他们身着他们最漂亮的戎装，威武地走在大街上的时候，伴随他们的是他们那令人惊叹的作战机械和他们的军旗，他们对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物都发出微笑，因为这时他们在感情上是和蔼而友善的。他们天真地希望老百姓对他们怀有同样友好的态度。随后，他们渐渐发现，他们如此孩子气、如此充满信心地行走在街道上，而街道两旁是挤在一起的沉默无语、一动不动的犹太人，他们以仇恨的眼光瞪着他们，辱骂着每一个从眼前走过的士兵，不是用言辞——他们这样做是非常聪明的——而是以阴暗的目光和邪恶地隐藏起来的轻蔑。”
“我知道这种目光。”霍尔太太语气阴森地说。
“但是他们不知道，”休博士以一种平缓的语调说，这就是关键所在。他们被弄糊涂了。他们不理解，他们受到了伤害。那么他们怎么办呢？起初他们用耐心的解释和各种意味着友善的细小的标志来与那种仇恨作战。但是环绕着他们的仇恨之墙一味地变厚。最后他们被迫把那些邪恶而傲慢的联合组织的头头监禁起来。除此之外他们还能怎么做？”
“我偶然认识一位年老的俄国犹太人，”马尔伯里太太说，“对了，他只不过是马尔伯里在生意场上认识的熟人。天哪，有一次他直言不讳地对我说，他将乐意用他的双手掐死他遇到的第一个德国士兵。听了这话我惊呆了，站在那儿，不知道怎么回答他。”
“我知道怎么回答他，”一位身体粗壮，把两膝张得开开地坐在那儿的女人说，“事实上，关于惩罚德国人的话我们听得太多了。他们也是人。任何仁慈的人都会同意你的说法：他们对所有那些残暴的行为并不负有责任，这些行为绝大多数都是犹太人自己发明的。当我听人们还在就酷刑室之类的话题喋喋不休时，我就要发疯。如果真有这样的酷刑室的话，那也只是由少数几个像希特勒一样发疯的人在操持。”
“好，恐怕一个人必须懂得，”休博士带着他那勉强的微笑说，“而且要慎重考虑那些操纵着美国出版界的有关犹太人生动想像力的著作。而且我们必须记住，在历史悠久的德国军队里，有一些纯粹属于卫生领域的规则，军队照这些规则来处理一些死在军营中的年老军人的尸体，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对一些死于流行性伤寒病的军人的尸体进行处理。我个人没有任何种族偏见。我不明白这些由来已久的种族问题与我现在对于已经投降的德国的态度之间有什么关系。尤其是当我想到英国人如何对待殖民地的土著时我就更不明白了。”
“或者，犹太血统的布尔什维克过去是怎样对待俄国人民的哎——哎——哎！”马里科夫上校评论道。
“关于这个问题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是吗？”霍尔太太问道。
“还有，还有，”上校说，“伟大的俄罗斯已经觉醒，而且我的国家又成为了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们有三位伟大的领袖。我们有伊凡，他的敌人称呼他为‘可怕的’，然后我们有了彼得大帝，现在我们有约瑟夫·斯大林。我是一个白俄，曾经在近卫军里服役，但是我还是一位俄国的爱国者和一个俄国的基督徒。今天，在来自俄国的每一个字里我都能感觉到巨大的力量，感觉到古老的俄罗斯母亲的辉煌。她是一个战士、宗教和真正斯拉夫的国度。而且，我知道当红军进入德国的城镇时，没有一个头发从德国人的肩膀上掉下来。”
“是头。”霍尔太太说。
“是的，”上校说，“没有一个头从他们的肩膀上掉下来。”
“我们都尊敬你的同胞，”马尔伯里太太说，“对于共产主义向德国的扩散你又如何看呢？”
“如果我被允许提一个建议的话，”休博士说，“那么我愿意指出，如果我们不谨慎小心，德国将不复存在。这个国家将不得不面对的主要问题是阻止胜利者奴役日耳曼民族，把年轻的、强壮的、残疾的、年老的知识分子和老百姓送到面积广大的东部地区去，像苦役犯一样地劳动。这是与民主和战争的所有原则相悖的。如果你们告诉我说德国人对于已被他们征服的民族也是这样干的，那么我将提醒你们三件事：第一，德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我们不能希望它像个民主国家那样行事；第二，大多数（如果不是所有的）所谓的‘奴隶’到那里去干活是出于他们的自由意志；第三点——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他们吃得好，穿得好，而且住在文明化了的环境里。尽管我们都对众多的人口和俄国的地理都怀有天然的迷恋，但德国人在苏联的国土上却看不到这种文明化了的环境。
“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休博士继续说，声调中带有一种戏剧化的提升，“纳粹主义的确不是一个德国的组织，而是一个压迫德国人民的外来组织。阿道夫·希特勒是奥地利人，雷是犹太人，罗森贝格是半个法国人，半个鞑靼人。日耳曼民族在这个非日耳曼人的重轭下忍受的痛苦与其他欧洲国家忍受在他们的国土上进行的战争带给他们的痛苦一样多。平民百姓不仅受伤致残和被杀死，而且他们宝贵的财产和令人迷恋的家园已经被炸弹炸毁，对于他们来说，这些炸弹是从德军的飞机上扔下来的还是从盟军的飞机上扔下的是无关紧要的。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罗马尼亚、希腊以及欧洲所有其他国家现在都是同一个悲惨的兄弟会的成员，在悲惨与希望上，所有的国家都应该受到相同的对待，让我们避开为将来的历史学家，为处于欧洲文化的永恒中心，为在海德堡、波恩、耶拿、莱比锡、慕尼黑的那些宁静的大学里的不偏不倚的学者去寻找和审判罪犯的任务吧。让欧洲的凤凰再次展开它那鹰一般的翅膀，上帝保佑美国人！”
当休博士颤抖着点起一枝香烟的时候，房间里陷入一种虔诚的寂静之中，随后，霍尔太太把两只手合在一起，做了一个妩媚动人、属于小姑娘的手势，请求他用某首好听的曲子来活跃一下气氛。他叹了口气，站立起来，在经过我面前时踩到了我的脚，他用他的指尖摸了摸我的膝盖，以示歉意；他在钢琴前坐好以后，低下头，一动不动，这姿势在可以听见的沉默中持续了好几秒钟。他慢慢地、轻柔地把他的烟放在烟灰缸上，又把烟灰缸从钢琴上挪开，放到了霍尔太太伸过来的手上，然后低下了头。最后，他以一种略带哽咽的声音说：“首先，我演奏《星条旗永不落》。”
我感觉到我没法再忍受下去了，事实上，我这时已经到了开始在生理上产生不适应的地步了——我站起身，匆匆地离开了这个房间。当我走到碗橱前——刚才就是在这儿我看见女仆在收拾我的东西——时，霍尔太太连同远处音乐的巨浪追了上来。
“你一定得走？”她说，“你真的必须离开？”
我找到了我的外套，扔掉衣架，顿着脚穿上了胶皮套靴。
“你不是杀人犯就是傻瓜，”我说，“或者两者都是，而那个男人是一个卑鄙的德国特务。”
正如我已经提到过的，我在关键的时刻常常深受语塞之苦，因此这个判决从我嘴里说出并不像写在纸上那么顺畅。然而我毕竟把它说了出来。在她能定下神来回击我之前，我已经砰然一声带上了门，像从一个失火的房子里抱着一个孩子冲出来的人一样，我抱着我的外套跑下了楼。当我注意到我要戴上的帽子并不是我自己的那一顶的时候，我已经走在街上了。
那是一顶十分破旧的软呢帽，它的颜色比我的帽子的灰色更深一些，而它的帽檐相比之下又要窄一些。它表明戴它的那个脑袋要比我的脑袋小。帽子的里面带着“威纳·布罗斯，芝加哥”的标签。而且散发出别人用过的发刷和洗发剂的气味。它不可能是马里科夫上校的，他的头秃得像一个保龄球，我还断定，它也不是霍尔太太的丈夫的，霍尔太太的丈夫要不是死了，没死的话他的帽子也会放在别的什么地方。把这样一个东西带在身上实在觉得恶心，但这天晚上下着雨，天很冷，所以我就权且把它当做雨伞来用。我一到家，就开始给联邦调查局写信，但没写多久就停了下来。我在记人名方面的能力太差，这严重地损害了我提供消息的质量，即使我提供这消息是费了老大劲的。由于我不得不解释我为什么要出席那次会议，解释许多与我的同名人有关的混乱的、模模糊糊因而令人怀疑的事实，这就势必要把我的同名人牵扯进来。而最糟糕的是当我要详细叙述这件事时，整个事件就笼罩上一种梦幻和怪异的色彩。谈到这件事的全部过程，我能说的只是有一个人来自中西部某个我不知道的地方，甚至连这个人的名字我都不知道，在一个私人住宅里，他向一群愚昧的老妇人讲了一些同情德国人民的话。但老实说，对德国人民表示的同情时不时也出现在某些知名的专栏作家写出来的文章中。由此看来，这整个事件是完全合法的，我知道。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听到门铃在响，我开了门，发现休博士光着头、穿着雨衣站在门外。他一句话不说，把我的帽子递给了我，他那蓝色与粉红色交加的脸上带着一种小心翼翼、半笑不笑的神情。我接过帽子，嗫嚅着说了几句感谢的话，没想到他把这错当成是我要请他进屋。我记不起我把他的软呢帽放在什么地方了，在他面前，我必须多少要装出一副非找到那顶帽子不可的样子来，不一会儿，我的装模作样就显得非常滑稽可笑了。
“这样吧，”我说，“等我找到它的时候，我会邮寄，我会亲自送，我会转寄给你的，如果我找不到，我会开一张支票给你的。”
“但是我今天下午就要离开这里，”他和气地说，“而且，对于您向我的非常亲密的朋友霍尔太太说的那些奇怪的话，我愿意作点小小的解释。”
在我把警察、政府官员对霍尔太太可能要讲的话尽可能简明扼要地告诉他时，他耐心地等着我讲完。
“你不知道，”他最后说，“霍尔太太在社交活动方面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女士，与官方和政界有许多直接的联系。感谢上帝让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国家里，在这个国家里，每个人都能说出他的心里话，而且用不着因表达某种个人的意见而受到辱骂。”
我让他滚。
我说着一些杂乱不堪的话，声音渐渐变小，当最后停了下来时，他说：“我走了，但是请记住，在这个国家——”他对我的侧面挥着他弯曲的手指，这手势是德国人的时尚，它表示一种滑稽的斥责。
我还没有决定好揍他的哪个部位时，他就溜走了。我全身在颤抖。有好多次，我的无能以一种微妙的方式令我解颐，甚至令我高兴，而现在它却显示出拙劣和卑贱。突然，我看见休博士的帽子在客厅的电话桌下面的一摞杂志上放着。我急忙跑向前窗，打开窗户，当休博士出现在这楼下时，我把帽子朝着他扔了下去，帽子画了一道抛物线，在接近地面时，像飞机紧急着陆时那样突然垂直掉下，正好掉在街道当中。帽子在地上翻了一个跟头，在泥水中滚了几英寸，仰面朝天，躺在那里喘息。休博士看都没往楼上看一眼，只是随便挥了一下手以示致意。他捡起帽子，暗中说服自己这帽子上的泥并不算太多，然后就把它戴在头上，气派十足地扭动着屁股走开了。我常常纳闷：一个瘦瘦的德国人在穿上雨衣时从后面看为什么总是显得那么体态丰盈。
剩下的事就是一星期以后，我收到了一封信，信是用俄文写的，一经翻译，它独特的风采就丧失殆尽了：
“尊敬的阁下，”信中说，“在我一生中，你总是与我纠缠不放。我的一些好朋友在读了你的书之后，都以为这些内容堕落、颓废的书的作者就是我，因而都疏远了我。在一九四一年，然后是在一九四三年，我在法国因为你书中那些我从未说过，从未想到过的话而被德国人逮捕。你从前在别的国家给我带来了种种麻烦，对此你还不满足。现在你又竟敢在美国冒充我，到一个德高望重的人的家里去大耍酒疯。对此我不能容忍。我能让你作为一个大诈骗犯被抓进监狱，受到羞辱，但我想你是不愿意这样的，所以我建议你以赔款的方式……”
他要的钱的的确确是一个最让人不觉得过分的数目。
（吴伯凡译，选自纳博科夫短篇小说集《菲雅尔塔的春天》）
》》上一篇：雁阵 | 泽州专辑（散文）